虽然目前中国体育商业市场并不像欧美那样成熟，史蒂芬教授的以上三原则仍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只是需要多考虑一些中国市场的特殊性因素。

　　首先，中国体育事业多由政府主导，市场化程度低，商业化运作仍处于初级阶段，因而缺乏一个清晰有效的市场定价机制。同样都是“中国制造”的世界冠军，项目原本受关注程度也类似，但游泳的张琳就远没有跨栏的刘翔那样幸运。因此，企业赞助应充分考虑体育运动商业化程度和可以商业化运作的空间。

　　其次，供需双方仍未充分认识到体育营销的重要性和有效性。一方面是大多数国内品牌公司尚未形成体育营销的管理体系和实践经验，另一方面是大多数运动员“出身行武”，不太懂得商业世界的游戏规则，也很少能像姚明那样拥有专业的经纪人团队来经营管理自己的品牌价值。

　　最后，品牌赞助也应强调体育明星的价值生命周期管理，因为没有人是永远的冠军。密切关注运动员在赛场上的竞技表现，以及他们受媒体和观众欢迎的 程度，既可以确保公司品牌与运动员共享荣耀时刻，又可以避免支付过高赞助费用。耐克公司从姚明13岁时就开始赞助他，绝对先人之所先；而李宁750万美元 签约伊辛巴耶娃，姑且不说跳高运动能吸引多少人的眼球，伊娃今年已经27岁了，赛场上还能有多少胜算？类似的情况还包括奥尼尔——如果选择运动员就像投资股票，李宁公司岂不是在股价最高点入场？

　　正是因为中国目前这种体育商业化程度不高，体育营销管理并不成熟，以及经纪人制度尚未健全等等这些现实挑战，面对同时作为品牌追随者和体育爱好 者的消费者人群，中国的品牌公司和体育明星必须思考同样一个问题：如何才能实现双赢？即体育明星通过代言，将品牌和产品呈现给更多的目标消费者，帮助赞助 企业提升品牌价值，而与此同时品牌公司也能通过整合营销平台，帮助体育明星获得更高人气指数，提升明星市场价值，不但展示竞技风采，更彰显人格魅力？

　　无论何种形式的合作，体育明星和品牌公司应始终围绕品牌内涵这一核心开展双向选择，基于双方的“甜蜜点”进行有选择性的合作。如果说体育赛事赞 助必须充分考虑运动项目商业化的潜力，那么签约明星则还务求要在运动员与品牌之间建立强有力的品牌关联，从而给消费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并增加购买的可能性。

　　评估商业化潜力相对容易，主要指标包括门票收入、电视转播权的价格以及赛事的收视率。而要判断运动员与品牌之间是否能够有效关联，除了要考察运 动员的竞技表现和个人素质以外，站在消费者的角度，考察他们对于运动员的第一印象和认可程度尤其重要。美国运动品牌耐克洞察青少年的叛逆个性和进攻性，签 约“霸道”、“太独”的科比就很合他们的口味，而对一向强调团队精神的德国品牌阿迪达斯来说，科比就并不一定合适。

　　忽视品牌内涵关联这一核心原则，体育营销就很容易误入歧途。品牌公司如果对于代言明星不加选择，盲目追求“大牌”、“冠军”，不但不能强化品牌 形象获得消费者的认可，反而让人们对品牌和产品产生疑问。比如“金嗓子喉宝”非得将自己与世界足球明星罗纳尔多扯上关系，让消费者颇为费解这两者之间有何 关联——倒是治疗运动损伤的“正骨水”或“红花油”可能让消费者印象更加深刻。而成名之后的体育运动员，面对争先恐后的品牌公司，也不能毫无原则的有钱就 赚，不然轻则遭到体育爱好者的质疑和抛弃，重则葬送自己的职业前途。国内曾有刘翔代言“白沙”引发广泛争议，国外则有美国网坛美女哈克莱罗德为《花花公 子》拍摄半裸封面遭炮轰。据了解，“姚之队”曾于2003年委托芝加哥商学院为姚明制定长期营销策略，对代言品牌进行谨慎选择，可见“小巨人”之所以能稳 坐中国体育明星首富的宝座并非偶然。

　　另外，运动员和品牌公司应着眼于长期合作，通过多系列、多层次和多渠道的故事营销引人入胜，避免一锤子买卖，更切忌过河拆桥。许多企业签约体育 明星代价不菲，当然希望借明星的人气提升品牌的知名度；但如果没有很好的营销策划，与运动员之间缺少前期的了解和后期的互动，合作自然难以默契深入，只会 收效甚微或者无所适从，这显然是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

　　得益于多年的实践，跨国公司如可口可乐、Visa、耐克等提供了很好的借鉴。首先，国际品牌更强调长期合作，而且在合作期一般具有强烈的排他性 ——耐克2亿美元与中超签下10年之约，其中国市场谋略之远见可见一斑。同时，跨国公司更善于围绕体育明星来刻画引人入胜的品牌故事。打开埃森哲的网站， 不难发现每一张以老虎伍兹和高尔夫球场为背景的照片，从“稳步实施胜于高谈阔论”到“时不我待，主动出击”再到“完美执行成就完美理论”等，无不围绕“锐 意进取，如虎添翼”，讲述着一个“我们深谙王者之道”的故事。这些故事不但出现在埃森哲自己的网站上，也频繁出现在知名商业杂志、电视广告以及安装在芝加 哥奥黑尔国际机场和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的埃森哲互动网络中。这让你几乎产生一种错觉——有了埃森哲提供的咨询，老虎的球才会打得这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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