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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战略思维的“非常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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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博纳睿成 发表:2012-0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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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兵法》:为兵之事,在顺详敌之意,并敌一向,千里杀将,是谓巧能成事。

    

可惜的是,巧能成事、即对孙子兵法的上述胜战之道运用纯熟的,却是近代的日本:从1894年甲午战争,到1904年日俄战争,1931年九一八事变,1941年偷袭珍珠港,日本在其毁灭之前的历次军事冒险,都获得了战役上的胜利。

    

日本在近现代战争中战术上的成功与理性,并不能掩盖国家战略的短视与狂妄;但至少也说明,日本人在战略思维上的特点,是必须认真对待与研究的问题:日本的战略思维,既有日本人国民性格的基因,在战略方法上,却是原汁原味地领会了《孙子兵法》,反而是中国的战略思维,总是背离了老祖宗的智慧财富。   

    

战略思维,即指导特定组织行动的方法与逻辑。了解对手的战略思维特点,方可谓“顺详敌之意”,才能千里杀将,或者不战而屈人之兵。

    

研究日本者,以关注其文化与国民性格者居多,戴季陶的《日本论》(1928年),蒋百里的《日本人》(1939年),到著名的《菊花与刀》(1944年完成,1947年公开出版)。其中,《菊花与刀》被认为影响了美国的对日战法(原子弹逼降、不采取登陆日本本土作战、保留天皇等),甚至影响了美国对日本的占领与统治方式。

    

《菊与刀》为美国人如何做好日本的征服者提供了文化指南,中国作为在半个世纪里被日本征服、侵害的国家,对日本的研究却仍然以日本文化为核心,就有点大谬不然、南辕北撤了。


作为中国近现代最大的侵略者,中国对日本的心态是蔑视加仇恨再加几分羡慕,缺少的是冷静的剖析。抗日就是游行加抵制日货,却没有认真总结日本人屡败历届中国政府(清朝、袁世凯、蒋介石)的战略思维。战略短视的国家,被动挨打是必然之事。

    

本文希望对中国的日本研究及其路向有所补益。

 

日本人的战略思维特点,有战略的普遍性因素,也有日本国民性、特别是对中国情结的特殊性。日本人对中国的战略,以全世界范围来看,是独此一国、绝无仅有。恰恰是这个独一无二,让中国以两个朝代的覆灭、3500万人的代价,遭受了最沉痛的损失。


基于日本对中国战略的策动与实施过程,从明治维新到1945年的历史轨迹,总结为七个战略要素,由一个战略目标与六个战略方法组成的完整的国家战略系统。为便于记忆,取名为日本人战略思维的“非常6+1”。


先说日本运用纯熟的六个战略方法:


1、 战略烟雾:麻痹对手。


为了掠夺中国的财富,在丰臣秀吉的海盗战略失败后,日本逐步形成了以朝鲜为跳板、割据东北、控制华北的战略。直到甲午战争,清政府对于日本假道朝鲜侵略中国的意图,要么是不知道,要么是知道了当做笑谈。


日本人为了麻痹清政府,打出一副帮助朝鲜的正义嘴脸,培植朝鲜内部的革命势力,目的就是将清朝的宗主势力先赶出去,获得朝鲜这块进军中国的战略跳板。


利用溥仪成立满洲国,偷袭珍珠港前对美国的示好,日本人在战略烟雾上都费尽心机。战略烟雾的最大目的,就是麻痹对手。钓鱼岛国有化有利“维稳”论,就是一个新的战略烟雾,即灌给中国与美国的迷魂汤。


2、战术准备:精密算计。


日本的剑术、茶道、插花、漆器等,都侵润着注重细节、算计、专注等精神,与不求甚解、崇尚无为的中国性格相比,日本人崇尚精密算计与高度可控。


无论是甲午前日本举全国之力的海军建设,对中国军事、经济、政治战略情报的搜集,满洲国的殖民化,或是偷袭珍珠港的计划,即使是松山战役体现出的对战斗地形与防御火力的科学配置,无一不体现日本在战术准备上的不厌其烦与钻研精神。


这种无中生有、巧能成事的战术准备,使一切偶发的行动都与最终目的相联系:到现在,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都被日本人刻意描述为类似萨拉热窝刺杀案的“偶发事件”,就像将西门庆勾引潘金莲,归结为潘金莲的窗帘杆偶然砸到了西门庆。


这些睁眼讲瞎话、瞒天过海的论调,竟然被部分中国的历史研究学者相信——这些历史学家的战略智商基本为零。


3、唯胜为大:没有底线。


日本人有切腹自杀的性格,也有翻脸像翻书的秉性,在日本人,坚毅与投降是可以并存在一个人身上,为了胜利的投降,向强者屈服及学习,并不可耻。黑船事件、原子弹之后日本对美国的态度,就是这种性格的体现。为了胜利,日本人什么都愿意去干,没有任何道德的、原则的、面子的顾忌。


这种能上能下的二皮脸性格,中国人还真是不具备。很多时候,中国人的性格很“宋襄公”,如被儒家赞颂的正冠而亡的子路。


对日本人,要么你彻底征服他,要么他就会彻底征服你,这是日本人战略思维的逻辑。中国人喜欢的双赢、为对方考虑(厚道)等,在日本文化里几乎没有。投降与妥协是日本人理解的弱势者的策略——其实这就是屈服的本质。


4、间接路线:乱军引胜。


间接路线战略,就是《三十六计·声东击西》里的“敌志乱萃”、《孙子兵法·谋攻》里的“乱军引胜”。间接路线方法包括培植内间内应(上智为间),支持敌国内部的不同政见者,让敌方决策层内部产生分歧,渲染社会矛盾造成社会各阶层离心离德。


间接路线的主要目标,是敌方决策层及社会精英,使这些掌权者内部分化,社会思想混乱失去凝聚力等。


鲁登道夫在《总体战》(1935年)一书里写道:民族的精神团结是总体战的基础。军队扎根于人民,是人民的一个组成部分。人民的力量表现在其体力的、经济的和精神的力量上,并决定了军队在总体战中的力量强弱。精神力量在维护民族生存的斗争中是必不可少的,它可以使军民团结如一,休戚与共。只有精神团结能最终决定这场争取民族生存战争的结局。单单依靠这种精神团结,人民便可以不断向艰苦搏斗的军队输送新的精神力量,就能甘为军队工作,甚至在战争艰辛和敌人攻击下,也能始终保持克敌制胜的不屈不挠的信念。


对任何—国人民来说,最为紧迫的任务是认清破坏其团结的残忍的敌人,以及造成分裂的原因,并对破坏分子采取严厉措施,促成民族的团结。而总体战领导的最为紧迫的任务是,要求总体政治领导推动民族团结——而这本来就是总体政治所应负的民族义务。如同要求对敌人有一个正确认识一样,对民族团结的本质及其基础也必须持正确看法。


破坏这种民族精神、国家团结,或者让对手自废武功、自行崩溃,是间接路线的战略目的。


5、假痴不癫:既成事实。


《三十六计》对假痴不癫的解释是:宁伪作不知不为,不伪作假知妄为。


日本人战略思维的特点是擅长伪装——说“擅长”都委屈了日本人,说热衷迷恋陶醉可能更合适:出兵朝鲜,是为了帮助朝鲜脱离清朝的宗主统治;占领中国,是为了帮助中国摆脱反抗西方文明;钓鱼岛国有化,是为了减少刺激中国……这些假痴不癫造成既成事实的做法,做的人是假傻,信的人才是真傻。


钓鱼岛事件之前,从石原抛出购岛论开始,国内外的很多专家都在论证购岛的不可能(就像现在论证中日战争不可能一样),日本官方甚至多次传递“维持现状”的信息,直到在一个月内快速完成所谓国有化交易,才让中国认清这场双簧戏的真实目的。


现在中国做出强硬反制,日本再次启动虚虚实实的伪装欺骗手法,这边呼吁冷静克制,那边示弱经济受损,不知国内将游行抗议等同于暴民、唯恐损害经济的专家公知们,究竟是真傻还是装傻?


日本人对于在假象中达到目的的精巧计划及其热衷,甚至视为最大的奖赏。疯狂与冒险是日本的性格特质,中国语境下理解日本人的疯狂与冒险是完全错误的:中国语义里的疯狂与冒险都意味着冲动、偶然性、鲁莽甚至幼稚等,日本人的疯狂与冒险是经过精密算计、精心准备、恒心坚持的疯狂与冒险,是一种高度理性(未必正确)的狂热。武士道、下克上、偷袭珍珠港等,都是这种性格的体现。


6、不宣而战:一战决胜。


传统的战争通常经过宣战、动员、集结、对阵、战役等诸多阶段,且经多个小战役而最后决战。现代战争无数次颠覆这种战争过程的观念:如首战即决战。日本的近代战争方法,对西方的战争思维也造成冲击。


鲁登道夫在《总体战》里总结道:以为战争必须从宣战开始,是一种错误观点。日本1894年对中国的战争和1904年对俄国的战争,是以突袭中国或俄国的运输舰或战舰开始的。不要象1914年那样,发表什么宣战书或漏洞百出的人民宣言,它曾使德国的作战和人民在战争初期遭受了难以言状的损失。


显然,不宣而战、一战决胜,在纳粹德国的闪电战中得到体现,偷袭珍珠港则是日本式战略思维的延续。


在可能的钓鱼岛交兵中,战斗的形态将依然会是不宣而战且一战决胜——从目前的实力对比上看,日本并不拥有一战击溃中国,或者成建制击败某个舰队的能力,重现北洋水师全军覆没的概率几乎为零,中国却在理论上拥有“摧毁日本”的能力。


但这种战略上的优势,并不意味着可能的“钓鱼岛海战”,中国一定会获得战役胜利。日本在局部战役上的武器等优势,未必比中国军队差。认为钓鱼岛海战中国必胜,这是危险的轻敌思想。


有些友好人士看了上面的内容,或许会认为将日本人妖魔化或想得太复杂,如这位资深媒体人连清川《别妖魔化日本,中日战争可能性为零》http://blog.ifeng.com/article/20058399.html的文章。


本人在《中日关系终归要有个了断》里已简要阐述了日本的国家意志:从丰臣秀吉开始,经明治维新到二战,延续至今,当前日本掌权的政客,依然存有霸占中国、征服中国、打压中国的思想,这是日本300年来对中国的国家战略:日本人还没有学会或不想回到军事上臣服美国、经济文化上不如中国的国家处境。


统帅上述六个战略方法的,就是日本人近300年尤其是近100多年来形成的超越中国的野心。在过去100年对中国的优越感里,日本人从“骨子里”对中国的崛起与强大最不舒服。


7、战略意志:纲举目张。


从明治时期的瓜分中国论,到二战时期的亚洲救主论,到今天的中国威胁论,日本的国家战略始终以侵略中国为基本目的。即使在今天这样双方各方面实力已经发生逆转的形势下,日本人还是不能接受或千方百计地想改变这个趋势——这是日本国家战略,及其背后的国家意志与驱动力。围绕钓鱼岛的一切,无非是掩盖日本人真实国家意志的战略烟雾。


战略意志有三个要素:目标清晰型、坚定性、持续性。日本对华的战略意志,从遂行(1894年甲午战争)角度持续100多年,从形成(丰臣秀吉1592年万历朝鲜之役)算起延续420多年,日本对华战略意志有深刻的历史根源,万不可忽视或轻觑。


并不是中国人在费净心机图谋日本,是日本到今天还在不合时宜地延续其100多年来的国家意志,在无所不用其极地企图遂行对中国的战略目标:侵略中国或者让中国在内乱中衰败。


这是中日关系必须有个了断的根源:日本人一天不死心,即放弃其错误的国家战略,中日之间就一日不得安宁,东亚乃至世界和平也难得安宁。


认识日本人的战略思维,尤其是对中国战略思维的特点,并不意味着中日会发生二战那样规模的战争,但即使是潜在的、局部的“钓鱼岛海战”,也足以显示真实而深入地认识日本,并非可有可无之事。


从现实角度看,中国历来对日本的轻视,是一种最错误的颟顸自大,或曰战略误区。只有真实、深刻地看透日本,才能解决日本这个问题。


对于朋友,可以只用感受、情绪甚至钝感;对于对手,必须剖析透彻。是对手又不去剖析,最后只会吃亏。这条原则在战争上、商业上、人际交往上都适用。


最后说一句:对日本地理历史文化的研究,各随各兴趣;对日本战略思维的研究与认知,才是中国的当务之急。

 

附:为什么今天还会出现“日本问题”?


二战的日本,实际被美国击败,在苏联对日本精锐关东军开战后,日本孤立难支,选择了投降。这个投降,避免日军精锐被全歼:投降时日军总数720万,其中“中国派遣军”105万,不到15%;关东军向苏军投降68万,占9%。在太平洋战场向以美军为首的盟军投降的南方军和“国内军”合计约550万,占76%——这是刘老师所说的“瓦全”,对日本来说无异于“诈降”,军国主义分子的幽灵还坚固地存在于日本社会。这些人,即1950年以前生人不彻底退出人类舞台,日本军国分子就会不断附体重生。


我们可以寄希望于“战后新一代”。这一代人,总体来说,生活在和平的环境里,理性、和平的愿望大于战争与复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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