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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于不敢”

作者:邵建 发表:2009-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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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鲁迅在《纪念刘和珍君》中的话,是任何一个人读了后都不会忘的,它不但成为一条历久不衰的格言,而且鲁迅本人就被视为它的最好的言动。

一次,一位朋友看到了一篇谈胡适和鲁迅的文章,文中认为:胡适的骨头也是硬的。我一听便有些不同想法,以为那些惯用于鲁迅身上的词,可能就不必落实到胡适身上。比如我们惯说鲁迅“深刻”,是不是一定也要说胡适深刻?“也是”一词多少有点想把二十世纪这两个知识分子扯平的意思,可是扯不平啊。在我读胡的感觉中,胡适的文字与其说“深刻”,毋宁更“高明”。同样,在骨头硬不硬,或者勇敢不勇敢的问题上,我以为,胡适和这些词无关,特别是该词被领袖钦定了以后。也就是说,很多事情,你不好说胡适勇敢,还是不勇敢。如果你说他不勇敢,那么,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初,胡适办政论时,正逢北洋军阀“取缔新思想”,面对有关他的种种流言,胡适公开声称,作为一个舆论家,自己既不会躲进租界,也不用笔名写文章。这是不是勇敢?但,这个词至少是不得要领的,因为在胡适自己看来,这不是逞勇,而是表示自己负言论责任。当然,你说像这样的负责任就是勇敢,我也没意见。然而,当你一旦用它锁定胡适,说胡适的骨头有多硬时,我敢肯定,失望便会旋踵而至。

把时间切换到胡适的晚年,拉到1960年发生的“雷震事件”上。《读书》杂志2004年第一期发旅美作家聂华苓的文章《雷震与胡适》,事涉此案,对胡适就颇有烦言。几乎是文章一开头:

“就凭胡适那个人物,就耐人回味”。

当年雷震办《自由中国》是你胡适命名的,杂志的宗旨也是你胡适亲笔题写的,你还是《自由中国》的发行人,你也支持过雷震他们组织在野党,甚至你还说过:台湾人应该给雷震立个铜像。现在倒好,铜像没立起来,人却进了监狱。《自由中国》在台岛为中国争自由,自由未获得,杂志却被停封了。那么,你胡适呢,你是台湾的一面自由主义大旗,一生都在号召大家为自由而奋争,你自己也不止一次说过:我胡适之有自由是我自己争来的。那么,现在呢,以你和《自由中国》那种特殊的关系,以你积累起来或者说社会赋予你的声望,你, 也只有你才能为雷震挺胸而出,而且责无旁贷。是到了“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的时候了!可是,胡适你拍案而起了吗?仗义执言了吗?你的表率作用在哪里?你勇敢多少又骨硬几分?

多少双眼睛在盯着你啊,胡适之先生!

肯定不是说胡适之先生做没做什么,而是在于他做得如何。社会对他的期望值太高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的表现极不让人满意——不独当年作为当事人的聂华苓先生,当然也包括当时的社会多方,同时还包括几十年后初读雷案事件时的我;尤其是在有所比照的时候。比如,同为《自由中国》同人的殷海光、夏道平、宋文明,他们三人就挺身而出,在“联合报”上公开发表《〈自由中国〉言论撰稿人共同声明》,表示对该杂志有问题的文章文责自负。而那些“有问题”的文章大都出自殷海光之手,就像这份声明也出自他手,他是典型的“斗士文字”。殷海光等人主动担“罪”无疑是一种勇敢,或谓老子的“勇于敢”,敢作敢当,不惧承领责任,而且仗义。这在当时,在一个警察制度和特务政治笼罩下的社会,需要相当的胆略。可是这样的胆略在胡适那里能否看得见?殷胡两人作为两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按殷海光的说法,胡适还是“五四之父”,而自己是“五四之子”,可是这同道不同行的两人此刻正应了孔子的话:“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显然,一贯激进的殷海光是狂者,这次也不例外。胡适呢,暧昧多了,有所为,亦有所不为。就其“狷”而言,几乎让人感到不近人情。别的不说,从雷震入狱到胡适去世,足足有一年多的时间,可是胡适居然连一次也没有去探望雷震过。于私,两人是多年的朋友,一方深陷囹圄,探望至少也是一种抚慰;于公,不等于向国民党表明自己的态度了吗,而且毫发无损;于己,对社会也有了一个必要的交待,难道还真没有感受到来自各方的压力?

可是,胡适偏偏“有所不为”。

不妨看看当时聂华苓等人对于胡适的期盼:

“雷震判刑以前,甚至家人也不能探监。判刑以后,家人每星期五可去监狱看他。我们一到星期五就眼巴巴望胡适去看看雷震。他可以不发一言,只是去看看雷震。那个公开的沉默的姿态,对于铁窗里的雷震就是很大的精神支持了。星期五到了。星期五又到了。星期五又到了。一个个寂寞的星期五过去了,胡适没有去看雷震。我和殷海光、夏道平、宋文明几个人忍不住了,要探听他对雷案究竟是什么态度。一天晚上,我们去南港看胡适。他招待了我们一顿点心,一点幽默,一脸微笑。”

一脸微笑的胡适面对记者追问他为什么不去探监,居然王顾左右而言:“雷震会知道我很想念他”。

大陆这边的知识分子批胡适时,常用的词汇是“软弱”“妥协”“投靠”“帮闲”“廷臣”,尤其是在把他和骨头最“硬”的鲁迅做对比时。是的,1933年鲁迅的朋友杨杏佛被国民党暗杀,鲁迅去参加追悼会时连钥匙都不带(尽管许广平在家)。可是,雷震下狱,胡适连监都不敢探。这是多么鲜明的对比。上面那些词看来没说错,甚至还是轻的。台湾那边的人由于有现场感,说话也就更苛烈。你看,都过去几十年了,年迈的聂华苓还耿耿难忘,一提起胡适,就“就凭胡适那个人物……”,其实,就凭这个“就凭”,就耐人寻味,对胡适的不屑,是不是跃然纸上?聂华苓在文章中,引用了当时台湾诗人周弃子的诗《本事一首》,矛头直指胡适:

曾闻北海知刘备//不死中书惜褚渊  铜像当年姑漫语//铁窗今日是凋年
途穷未必官能弃//棋败何曾卒向前  我论人材无美刺//直将本事入诗篇

是美,还是刺?这本事不止入诗篇,也是入史了。台湾学者张忠栋先生在比较胡适与殷海光的文章中,也征引了这首“传诵一时”的诗,并评价道:这可算是对胡适“最严厉的批评”。

我并不认为这批评最严厉。由于胡适没有探过监,但却给狱中的雷震写过诗,并在雷震六十五岁时,相赠自己题写的南宋诗人杨万里的“万山不许一溪奔”。因此,聂华苓有这样一句评价,说“胡适对雷震是在乡愿和真情之间回荡”。不知道作者是不是很机智,把“乡愿”和“真情”拼贴一起,意思到了,又不那么显眼。但这“乡愿”一词,在我看来却何其刺目。不独聂华苓,当年殷海光面对自己的弟子时(比如韦政通),也不止一次地说“胡适是个大乡愿”。“乡愿”是什么?是指那些言行不一、伪善欺世的人。《论语?阳货》曰:“乡愿者,德之贼也”。翻成白话,这“德之贼”就是个败坏道德的人,落实到胡适头上,如果不那么夸张,最低也是“伪君子”了。是啊,一辈子都在高喊争自由,人家跟上去了,又入牢了,你又争了些什么呢?言行不顾,正是孟子批“乡愿”时所说的“媚于世”。我以为,这才是对胡适的“最严厉的批评”,而且是道德人格上的“酷评”,上面的诗不过“刺”一下而已。

胡适原是《自由中国》的发行人,可是,杂志犯了点事时,即触怒了国民党的军事机关,胡适就声称要退出。怎么退出呢,聂文引用了胡适回台后在《自由中国》杂志社的一次讲话:

“现在,我想借这个机会请雷先生、毛先生以及帮忙《自由中国》发展的各位朋友们,解除我这个不负责任发行人的虚名,另举一位实际负责任的人担任,我希望将来多作点文章,做编辑人中的一个。我为什么有这个要求呢?我刚才说过,言论自由是要自己争取的。争取自由是应该负责的。我们在这个地方,话说错了,要负说错话的责任,违反了国家法令,要负违反国家法令的责任;要坐监的,就应该坐监;要罚款的,就应该负罚款的责任。”

更厉害的是聂文中的下一句:

“据说还有两句话,他终于没有说出:‘要砍头的,就要去砍头。’”

一个人没有说出来的话,不知是如何“据说”的。但,这样一据说,胡适的形象,是不是畏缩与威吓兼而有之?

在杂志受打压时,以胡适的身份,人们希望听到的,是一些鼓励和抗议的话,这同时也可以显出自己的道德勇气。可是,在这一层上,胡适又常常让人失望。检索他一生的关键词,肯定没有什么“勇敢”之类,而是“责任”,负责任。以上这通发言,包括自己辞去发行人,其中体现的恰恰就是责任意识,而未必是聂文所说的“既抗议了,又摆脱了,一箭双雕”。《自由中国》办在台湾,胡适又长期旅居美国。发行人就是责任人,出了事,是要到场的。如果连现场都到不了,又谈何其他。胡适正是感到发行人于己是个虚名,无法实际地负责,因此要辞去。这一点可相参1960年胡适在《自由中国》横遭厄运后的态度。当时香港有人要用《自由中国》的名义出杂志,表示继承的意思。胡适表示,这份杂志如果继续出,则应该仍在台湾,他反对在香港、美国,包括在其他可以不负本国法律责任的任何地方出版。这就是胡适。以此而观,胡适辞去发行人,是负责任,还是躲避责任,也就见仁见智了。

不过,这通发言中的“负责任”是双重含义,既针对自己,更针对《自由中国》,它甚至是一种自律的告诫,很不中听。毛子水先生曾经说过:胡适对政治上的最大愿望,就在于思想和言论上的自由,但胡适爱好和平与秩序,又不下于自由,有时甚至主张勉强容忍而放弃自由。放在这里,自由是要争取的,秩序也是不要破的,破了,责任自负,该负什么就负什么。悖反在于,人们通常认为自由就是要打破秩序,何况这秩序本身就不堪。比如学界认鲁迅为自由主义,就是指热爱自由的鲁迅与那压制自由的秩序势不两立,哪怕是火与剑,也要除之务尽。但在胡适那里,自由是不能脱序的。这个秩序有问题,也不是去颠覆它,包括用煽动性的言论;而是在它许可的范围内,同样是用言论去争取自由,一点点扩大自由,同时也逐渐改变这个秩序。这恐怕就是鲁迅式“革命”和胡适式“改良”的区别了。

如果揣摩胡适这段话的“潜文本”,我不妨认为(也许是错觉),胡适对《自由中国》的言论方式是有所不满的,尤其是后来。《自由中国》一开始“反共”,不久就转向 “反国”。那些批判国民党的文字,和胡适的风格不合。当年《自由中国》创刊时,胡适为它写下了四“诫条”,在第二条“不作下流的谩骂”下,胡适有说明:“我们最大的目的,是要把我们平易而正确的见解,仔仔细细的告诉我们的同胞”。这是胡适的风格,但不完全是《自由中国》的风格,尤其作为主笔之一殷海光的文字,“正确”固然,但却极不“平易”。胡适和殷海光不同,他们不仅是自由主义的两代人,而且是自由主义的左右翼。狂飙突进的殷海光偏左,老年保守的胡适偏右。站在右边的人,往往习惯给现存秩序的合理性提供理据,而左边的人更习惯对其不合理性进行揭露,两者用力不一样。且不说胡适自《新月》后就一改“反面的批判”为提供“正面的见解”,特别是在当时的冷战背景下,台湾和美国的关系还很微妙,地位不稳,一旦丧失此地,一切都无从谈起。因此,他是不主张急于用批判的方式“扒粪”的。尽管“手里拿着粪叉子(揭发丑闻)的人对社会是必不可少的,是有益的,但是他们必须知道什么时候该停止掘粪。”这是胡适1947年的看法(这一看法也左右了他对当时《观察》的态度,比如他始终不给《观察》写稿)。某种意义上,胡适未必不是用这种方式告诫今天的《自由中国》,但他的话语表述毕竟大有问题。雷震出事后,胡适再次对采访他的记者说:“争取言论自由应以负责任的态度去争取。负责任的态度,别人可以少忌讳。”我不难理解胡适的用心,但还是不能同意他的话。《新月》后的胡适和政治的关系日渐深入,批判性也随之降低。尤其来台后日益成为“自由主义的余晖”,除了反苏很彻底外,对蒋家威权体制,很多事只求稳妥,甚至也不惯于别人的批判了。这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难怪聂华苓要对此发难。而以1950年代的台湾情势论,其实是很需要殷氏那种“笔端常带感情”的文字,批判的。

现在,别的都放下,胡适为什么不去探雷震?如果雷案中胡适的种种表现姑且还可以理解的话(你不能逼人去做斗士),唯独这一点,让人百思不得。难道果然是因为软弱?聂文的倾向是明显的,虽然无有结论,但行文本身,结论则在其中矣。董桥先生读了聂文后,在香港《苹果日报》上撰文,说自己“始终摸不清楚的是胡适在雷震一案的心思和举措”,然后又说“聂华苓的文章是幽谷的一窗灯火”。言下之意,是不是聂文解决了他的问题。然而,董桥先生在高雄的一位朋友(郭际冈)看了董文后写来了信,对这一问题又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于是,接受这看法的董桥写下这一段就比较有意思了:

“雷震案发那年我和我的同学天天追看报纸,校园老师学生都在细声议论,有的说雷震必死无疑,有的说《自由中国》背后是胡适,国民党不会不给胡先生面子,有的说连苏雪林老师都担心雷案会给胡先生带来天大的麻烦。事过四十多年,郭际冈信上说,胡适太了解蒋介石的个性了,他知道只要他到监狱去探望雷震,蒋介石肯定会对雷先生采取更严厉的报复,连家人可能都遭殃。”

董桥这篇文章是朋友、同时也是《风雨前行——雷震的一生》的作者范泓兄传来的,读后便感到有些精彩,这种解释自己以前没想到也想不到,而以前自己对胡适不去看望雷震这一节,和聂先生一样,也是耿耿于怀的。不过,现在释然了吗?也未必。因为郭际冈的话固然合乎逻辑,但它毕竟是一种推断,甚至“诛心”,尽管是善意的。但董桥先生接受了它:“郭际冈的推断符合胡适的性情和智慧。我起初不很明白胡先生为什么不让聂华苓他们知道他的顾虑;往深一想,就算胡先生说了,聂大姐他们也不见得会同意:他们毕竟比胡适年轻得多,相信的是黑白分明的抗争,不是顾全大局的忍让。”于是,董先生开始升华了,升华到胡适“容忍”的高度,文章题目就是“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这是胡适晚年殷殷关切的问题。在董桥看来,那个地方的“民主”,就是类似这样的容忍才“建立起来的”。

很巧,读过董文后一段时间,一个偶然,又读到了有关此事的文章,那是台湾《传记文学》1991年第一期上常胜君的《三十年前“夜訪胡适談三事”追記》。作者是1960年雷震下狱后胡适刚从美国回来就漏夜接受采访的记者之一,他的回顾完全可以佐证上面郭际冈的推断(当然,事实是常文在前而郭论在后)。文章记述翔实、史料性强,而尤以其中“四拍桌子”令人难忘:

……那夜,当常胜君以激将的方式挑问胡适:“如果軍法覆判局传胡先生出庭,你愿不愿意去作雷震的‘品格證人’”?

“胡先生两眼瞪著我,沒有立刻答复;空气好像凝結起來了。屏风两边至少有十好几个人,却静得连一根针落地都听得到。”

“其实不过半分钟,感觉上却像沉默了半世紀。最后,胡先生把桌子一拍,严肃地說出七个字:‘我愿意出庭作证!’”

出庭作证,就是公开站在国民党的反方了。如果连这个都不在乎,何谈事后去探监呢。这是胡适一拍桌子。

本来不愿接受采访的胡适,后来接受采访又坚称不谈雷案的胡适一旦被记者“蓄意”导入这个话题,就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胡先生似乎又激动起來,他說:‘十一年來,雷震办《自由中國》,成为言论自由的象征,現在不料换来的是十年的坐监,这……’,说到这里,又把桌子重重一拍:‘是很不公平的!’”

三拍桌子的是余纪忠,他是常胜君供职的这家报纸的发行人。就像胡适要对《自由中国》负责一样,他也要对整个报纸负责任。在那样的政治背景下,面对记者连夜采访又连夜写好的稿子,明天到底见报不见报,见报了如何担当,出了事又怎样应付,是颇费踌躇的。常胜君这样写道,当稿子越过总编直接交发行人后,他来到发行人室,“余先生并沒有多问,但仍然‘摆’了良久。我站在桌旁,只見他抬头看看我,又低头看看稿,有时抓抓头,有时摸摸桌子;手中有笔,却未落一字。最后,把桌子一拍,只說了一个字:‘发’!”

文章便这样发了出来,由此也引发了四拍桌子。不过这第四拍,也是“据说”。常文接着道:“不久之前,我曾听到‘小道消息’传说,蒋总统看到有人录呈的这篇特稿,气得也拍了桌子说:‘胡适之竟要出庭給雷震作证!’”

以上“四拍”各有讲究,胡适是“激于义”,余纪忠是“勇于敢”,蒋介石是“怒于气”。蒋可以不论。余纪忠一拍就拍出了新闻人的风采,毕竟他要为这一张报纸担当责任的。比较之下,胡适的“二拍”就一般,没有什么“拍案惊奇”,不过是被挑起了“正义的火气”,连“勇于敢”都不必。因为胡适不需要勇敢,他自己也知道,国民党不能拿他怎么样,哪怕蒋介石真拍了桌子。所以,激动过后,采访结束,胡适把记者送到门口时,却反过来关心地说:“我今晚有点激动,說了些感情的話,你们要小心写,不要砸了自己的饭碗!”

晚年的胡适在不同场合一再对人强调要克制“正义的火气”,可是为什么事到临头自己就不敌了,他本来应该把持住的。雷案发生,胡适在美国就表示了态度,当他启程,他的朋友们“原就怕胡先生回国时心情激动。会說出些不中听的話,才特別推毛子水先往东京等候,和胡先生同机返台,途中将最新情況恳切说明,最重要一点是无论如何不要接見记者,发表任何谈話。”说这话的是胡适当年北大的弟子、时为行政院秘书长的陈雪屏。陈雪屏当时也去接机,胡适答记者问时,他也在现场。事后他来到报社找到余纪忠,说出了事情原委。余纪忠又转知常胜君,常这才知道,他们这样做是“想让事情冷一冷,等老先生(蒋总统)气平下來,再相机进言,雷儆寰也許可以早点出狱”。胡适本已答应,可是,陈雪屏埋怨道:“都是你们那个常某某,一再用各种问题刺激得胡先生发了脾气,才说出愿出庭作证的话。我们在一旁听得很清楚,话既出口,着急也沒有用……”。是的,假如两边都“霸王硬上弓”,吃苦的是谁,还不是夹在中间又深陷囹圄的雷儆寰。不幸事情果然如此,据陈雪屏说:“現在情形弄得很僵,胡先生请见总统久无下文,辞公(陈诚字辞修)、岳公(总统府秘书长张群)都不敢进言,营救雷震的事恐怕更难了!”这常记者才由此发蒙:雷先生坐牢十年一天不少的命运,早在胡、余、蔣三位分別拍了四下桌子之下即已确定。

其实,常文的说法未免有点“传奇”。雷震牢狱十年,肯定不是胡适之祸;反之,胡适不拍案,事情也未必能转圜。但,胡适毕竟“失手”了。一个理性的人,如果知道自己的行为有可能妨害于人,就该克制,哪怕它是“义勇”的,也哪怕结果并非如此。上面的事可以部分地解释胡适为什么不再去看雷震。探雷不比“拍案”难,但是,探雷可能带来的后果,胡适却不能不去想。上面董桥在接受郭的推断后,把胡适这一“不作为”视为“容忍”,而我却觉得这不是容忍,是“隐忍”。容忍针对的是当局,隐忍针对的是自己。当胡适义愤之下,拍案而起,事情便进入僵局;如果再行探监,无疑又一次表示自己对雷震的支持;那么,蒋介石如果不能拿胡适如何,却能够掉转头去对雷震(比如1951年,胡适因《政府不能诱民入罪》案投书《自由中国》,蒋介石对胡适的信十分震怒,以至要立即开除雷震的国民党党籍,后因陈诚的反对才改为警告)。因此,哪怕胡适未必不知道,拍案啊、探监啊,那样做对自己的形象有利,它可以餍足人们对名人的道德旁观;但,只要服膺“责任伦理”而非仅“意图伦理”,并且出于对朋友实际处境的考虑,是不是该隐忍,就是一个问题。
问题在于,某种意义上,拍案而起易,隐忍不为难。那个夜半记者会,记者刀子般的发问,实际上是一种道德考问,在那个场景中,勇于拍桌、还是勇于不拍,两者孰难易,就看你如何考量了。对胡适而言,由于有约定在先;因此,拍,不足为勇,不拍,倒不失为勇:既勇于战胜自己正义冲动下的道德火气,也勇于战胜别人不明究里的道德逼宫。如此,真正需要一种隐忍的勇气,而这样的勇气或许就是老子的“勇于不敢”。

《说文》曰:“敢,进取也”。在这里,进取与否,是一种选择,它要考虑的,除了勇气外,还有大局、理性和对朋友负责等。这样的选择本文中有两次,第一次胡适未克,第二次呢,庶几。假如胡适不看雷震确乎有上述考虑,是不是可以视为“勇于不敢”?但胡适为此付出了不小的代价。隐忍通常被人理解为“软弱”,尤其是面对强势时。在“一个个寂寞的星期五过去”后,殷海光、聂华苓等因胡适不探监而联袂来到胡寓时,这意味着什么,胡适想必清楚。聂文说胡适“一点幽默,一脸微笑”;然而,又有谁读出这一脸微笑和一点幽默后的内容。殷海光在胡寓时默不发言,胡适去世时,他连吊唁都不去(当然,最后还是去探望了胡师母)。对胡适,他基本上不存想念了……

这个世界的勇敢有两种,一种是老子的“勇于敢”,一种是老子的“勇于不敢”。前者,如开头鲁迅的“猛士”,后者,也许便是这里的胡适。在六十年代那个轰动一时的“雷案”中,胡适和殷海光无形中成了两个相反的角色。殷海光显然是“勇于敢”,他那“精钢宁折不为钩”勇气,在世人眼里显得如此照人;胡适呢,“大璞未完总是玉”,但却很容易被人简化为畏葸不前。因此,在世人普遍认同、欣赏和推崇“勇于敢”时,是不是也可以稍微考虑一下某些时候这未必不更需要的“勇于不敢”呢?


补记:以上的文字写于一个月以前,昨天晚上读杨金荣先生的《角色与命运——胡适晚年的自由主义困境》(三联书店2003年),书中第371页上征引了胡适的一段话,使我以上的推论获得了证实,不妨过录如下:

“我从美国回来后,原拟去监狱看雷先生,后有人告说军狱因知我要探监看雷先生,弄得非常紧张,还要呈报蒋总统批准才可去。其实我去探监看雷先生,也只是和雷先生寒暄闲话一番,什么真正的话都不能在那里谈。去只有添雷先生的紧张和麻烦。我想不去还比去的好。故我去探监看雷先生,似无什么意思,至(于)外面如何批评我,也可不必计较。”

杨著所引胡适的话来自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胡适研究丛刊》第一辑中胡虚一的文章《从雷震和胡适的文件中看两人的深厚友谊》。胡虚一是原《自由中国》杂志社的编辑,胡适的话为其本人亲口对胡虚一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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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 王海杰

    王海杰:

    也不知道为什么,本能地就喜欢鲁迅,喜欢他那种极端和激烈,最喜欢的就是本文开头那两句话“真的勇士,.......”。对胡适,不知怎地,就是欢喜不起来。

    ( 2009年09月 )回复(0)

    • 叶丽雅

      叶丽雅:

      最难的,怕还是要做到“耐人寻味”吧,被人一眼看穿,太过透明,总是无辜,但也有更多的无奈将等在前路

      ( 2009年09月 )回复(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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