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鹰的重生:写满激情与苦闷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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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财经作家陈润 发表:2012-0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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鹰的重生:写满激情与苦闷的“中国梦”

           文/陈润,财经作家、财经评论员、家电观察家

     

在2012年这个寒风料峭的春天,南方媒体满怀深情的纪念一位老人,热情洋溢的讨论二十年前那场扭转中国改革方向的“南巡讲话”。在金融危机的阴霾里,当这个国家的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进入新的历史关口时,人们期待以历史的回声,开启新的航程。

   

1992年的深圳,“春天的故事”续写新篇,几乎整个广东都涌动着市场经济的春潮,距深圳不到100公里的惠州,一家名为TCL的企业正雄心勃勃。1981年创办时,只是几间靠录音带和录像带维持生存的旧仓库;4年后转型电话机生产,渐入佳境;到1992年,“王牌”彩电红遍大江南北,TCL正式在家电行业站稳脚跟。2011年底,这家企业以一部财经著作《鹰的重生》来纪念过往三十年的追梦岁月,他们像重温“南巡讲话”者一样,希望从历史中找到变革的勇气和智慧,让TCL重生。

   

《鹰的重生》本是TCL掌门人李东生在2006年写的一篇文章的标题,它与2004年“蛇吞象”式的跨国大并购有关。2004年1月29日,李东生与汤姆逊CEO达哈利签署合作协议,共同出资4.7亿欧元成立TCL-Thomson电子有限公司(简称TTE),其中TCL出资3.149亿欧元,占67%股份,这是中国企业第一次并购世界500强企业,TCL藉此成为全球最大的彩电供应商。三个月之后,TCL又并购法国通讯巨头阿尔卡特。这一年,李东生获得“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两年前他曾因TCL成功改制获此殊荣,领奖时他豪言壮语说:“如果没有敢于成为先烈的勇气,你也不可能成为先驱。”实际上,那时汤姆逊和阿尔卡特合计年亏损额高达20多亿元人民币,而TCL的净利润不过4亿多元,等待李东生的将是成为先驱还是先烈的残酷考验,那是一道令无数人胆寒的万丈深渊。

   

后来的故事千回百转,充满磨难,TCL从此经历长达五年的亏损、低迷,直到2009年营业收入实现442.95亿元,利润4.70亿元,净利润2.13亿元,TCL海外业务终于在第三季度实现盈利,并逐步整体性走出泥沼。五年间,李东生背负的骂名和指责不计其数,最初两年他瘦了20斤,牛文文说他脸上“简直是地狱的颜色”;而TCL也几经挫折与困顿,甚至在资本市场戴了十个月的“ST”耻辱帽,人们将TCL视为国际化失败的典型案例。时至今日,即便TCL国际化已取得阶段性成功,这种论调仍不绝于耳。

  

毫不隐晦的说,《鹰的重生》一书的重要任务,就是要为TCL的国际化成败定论甚至正名,当然,这并不是说作者须以满纸歌功颂德的文字大加吹捧,或以春秋笔法回避隐藏,而是以史实带观点,以客观数据、翔实资料对TCL国际化道路进行全景展示,若能如此,成败得失其实并不重要。因为这项工作不只为TCL或家电行业服务,它能为日夜枕戈待旦,希望扬帆远航的优秀企业提供最实用、生动的“国际化教科书”,为深处全球经济危机隐忧下的中小企业提供突围方法和重生智慧。不仅如此,对于这个日渐步入改革深水区的国家而言,人们更需要从企业家身上,重新找回“敢为天下先”的精神!

   

这是一部在激情与苦闷的情感中反复纠结的作品。李东生1982年大学毕业时,主动放弃公安局的铁饭碗到TTK当工人;1995年在北京面对外资品牌的联合剿杀,他拍案怒吼:“TCL集团公司要做产业报国的‘敢死队’,我李东生就是‘敢死队长’”;2004年并购完成后,他豪情满怀:“我们这一代的人应该要勇于实践,我们要成为第一个敢于吃螃蟹的人。”他是一个感性多过理性的完美主义者,激情万丈,但豪迈与豁达是表象,隐忍与坚韧更符合真实。试想一下,无论是TCL创业时的产业转型,还是后来的产权改制、MBO,乃至国际化战略选择,哪一件不是大刀阔斧、生死攸关生死的大变革,除了魄力和胆识,更需耐心和妥协。

  

苦闷是企业家的真实状态,而令李东生感到委屈与孤独的,并非TCL经历的煎熬与坎坷,而是世人对其国际化战略的曲解与非议。2004年之后,TCL连遭重创,节节败退,人们将其归因于国际化战略的路径选择错误,而客观来说,企业规模做大只有两条路:多元化与国际化,区别无非是先后问题,面临跨国巨鳄的猛攻与国内同行的厮杀,以及TCL与生俱来的志存高远的气质,国际化是必由之路。我们可商榷的只是并购的方式、时机等技术问题,而非战略本身,如果不是手机业务的意外受挫与DLP技术的迅速衰落,TCL的国际化之路或许不会如此艰难。通过在国际市场的摸爬滚打,TCL逐渐暴露出文化融合、技术研发、管理观念、流程设计等系列问题,几乎千疮百孔,高管忙于救火而无暇它顾,即便没有国际化,这些问题也同样会出现,困难无法回避,可来得早总比来得晚要好。

  

对于TCL而言,国际化是一场无比惨烈却又受益匪浅的战场,所有人经历了最沉重的打击和最严峻的考验,却也在战争中学会战斗,以最快的速度获得最有意义的成长。站在今天的时点回望国际化,TCL已经穿越大洋彼岸,知道深浅,掌握方向,而大多数国内同行还在对岸徘徊犹豫。而且,经过凤凰涅槃式的重生,TCL不再惧怕任何风浪与危机,这种自信与骄傲,只有“死过一回”的人才能体会。

   

坦白说,TCL并非国际化最成功的中国企业,联想和华为似乎更为顺利。TCL的教训甚至多于经验,这正是其研究价值和特殊贡献所在,毕竟成功者寥寥,绝大多数都将失败,如何力挽狂澜、重生再造更值得探究。李东生的成功之处,就在于首先从企业文化入手,《鹰的重生》一文正是TCL触底反弹的典型标志,此后由延安行引发的文化变革,无疑让所有人找回“敢闯敢干”的决心和勇气。痛定思痛,李东生不再对国际业务和管理流程采取修补与改善,而是义无反顾的推倒重来,彻底变革。从那时起,TCL不再是背负汤姆逊和阿尔卡特步履蹒跚的病人,而是如虎添翼的雄鹰,以翱翔的姿态勇攀高峰。

  

面对李东生等所有国际化先行者,人们都会问:“不做国际化不行吗?”或者换一种方式:“你们已经非常优秀,何必冒险出海?”这是关于梦想与追求的话题,甚至是经营哲学与人生信仰的探讨,于李东生而言,根源何在?

   

有一段小故事或许能给我们答案。1989年,李东生与时任惠州副市长的李鸿忠一起去日本考察,面对国际动荡与国内变局,年长一岁的李鸿忠展望,中国经济复兴、国家强大的动力在于企业,必须要有一大批企业家肩负起历史使命。那时“企业家”还是个敏感而陌生的名词,李东生从此明确方向:以产业报国为使命,做一名成功企业家。“企业家”不是头衔,也不是职业,而是可为之付诸生命的事业与理想,因为它与民族复兴有关,与国家命运相连。读懂这些,我们就会明白,企业为什么要国际化。

    

百舸争流,千帆竞渡,无数企业浩浩荡荡扬帆国际化的画面,正是这个国家拥抱世界、影响全球的缩微景象。无论是TCL三十年追梦的故事,还是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历程,都与一个词有关:“中国梦”,它充满激情与苦闷,也写满光荣与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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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经作家陈润 的简介

    财经作家,国内多家知名商业杂志专栏作家,专注于商业史、企业史研究,著有《全球商业一百年》《生活可以更美的:何享健的美的人生》《富士康内幕:中国制造,最终幸福了谁?》《大逆转:大败局之后的复活密码》《赚钱是一种信仰:罗斯柴尔德家族历经6代的完美传承》。